题记： 回忆不仅仅关乎怀旧。那些零散却又清晰的片段就像是一面面镜子，映出每个人和这个社会曾经的一瞬间。在镜子中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在甚至未来的自我形象。

    从大众文化的视角观察，改革开放30年的流行史，是一场持续了30年、依然在继续的文化狂欢，我们的笑容和泪水都无保留地献给了它。或许乐在其中，或许精疲力竭，不论你是谁，这30年的大众文化，都不得不与你有关。希望通过梳理文化生活的脉络，30年来，那些人、那些事，究竟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？

   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14部金庸小说在迷倒了海外华人和港台同胞后，享誉华人世界，90年代正式刮入内地。三联书店与金庸联姻，真正成就了"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"的传奇。中国国家两代领导人先后接见了金庸，邓小平笑说:"对查先生，我也是知名已久了。"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  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，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金庸！” 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“迷”，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“谜”。

   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，就已拥有大量读者。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，到1994年止，正式印行的已达4000 万套以上。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，那么读者就达两亿。必须注意的是，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。这些盗印本的总数，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。据《远东经济评论》“文艺和社会”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·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，光是中国内地、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，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，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，累计已达一亿。所以，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，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 金庸先生的书房门口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这幅对联享誉华人世界。

    1991年有人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点调查。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，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、上百次，“借书日期 ”、“还书日期”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。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，结果都相似，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。

    很多人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。谁知一调查，出入非常大，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。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读。真是到了不分性别、不分年龄的地步！

          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  金庸先生的书房全景，那个背影就是金庸金大侠。

    “金庸热”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、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，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，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:

    一是持续时间长。《射雕英雄传》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，许多人争相传告，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“金庸热”。而且随着《神雕侠侣》《天龙八部》《笑傲江湖》等作品出现，“金庸热”还是长盛不衰。人们可能还记得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“名誉教授”称号，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，听他讲演的，请他签名的，真是到了人山人海、水泄不通、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，当时的主持人打趣说:“今天这形势，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！”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。

    二是覆盖地域广。金庸的读者不但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，而且延伸到了北美、欧洲、大洋洲的华人社会，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。1991年新加坡国际汉学会议，与会者坐在出租车上，听到的就是《鹿鼎记》的华语广播。还看到过一个材料，说70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，一个骂对方“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”，对方就回骂说:“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”。可见连《笑傲江湖》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。据韩国学生告诉我，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，并且相当风行。而近年，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，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，其中《书剑恩仇录》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，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之中。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，但《鹿鼎记》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。由此看来，今天“金庸热”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。

   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。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、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，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、政府官员、大学教授、科学院士都爱读。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，美国的著名科学家、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，中国科学院院士黄?、甘子钊、王选等，都是“金庸迷”。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，那么，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、专家们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，而恰恰是他们，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。据所知，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、夏济安、夏志清、余英时、李欧梵、刘绍铭，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、冯其庸、章培恒、钱理群、陈平原等，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。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一样，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。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:“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，就是神经有毛病”。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，而且是科学家、文学家齐声同赞了。

   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。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，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，国共两党人士，平时谈不拢，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，都爱读。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，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，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，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，很喜欢读。1981年7月18日上午，邓小平接见金庸时，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。”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:海峡对岸的领导人--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，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，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。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，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？

   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，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。举例说，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，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。又例如，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，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；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，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，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。再例如，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、曲折来吸引人，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、贴近人生，相当生活化。诸如此类，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。

    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；中国新文学经过“五四”之后80年的发展，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。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，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，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，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。

    上述种种现象，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，足以发人深省，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。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，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，解开谜底，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，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。